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中兴路676号，百丈东路787，799，809号。

代表人：孙杰，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光，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颖盛，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江东区兴宁路172弄6号18幢503室。

法定代表人：郏志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斌，男，198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宁波隆源盛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慈溪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凌，女，198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海曙区。

原审被告：宁波隆源盛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环城西路南段105弄28号＜1-18＞。

法定代表人：施斌。

上诉人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包商宁波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曙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丰公司）、施斌、邢凌、原审被告宁波隆源盛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源公司）进出口押汇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4民初5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包商宁波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施斌、邢凌、曙丰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进口押汇合同》第三条担保条款（请在选择[]内打“√”，不选[]内打“×”），第3.2项约定若合同债权属于最高额担保项下的债权，则采取的担保方式为：[×]3.2.1保证人（曙丰公司、施斌、邢凌）与甲方（包商宁波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由驳回包商宁波分行要求曙丰公司、施斌、邢凌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显然错误。一、包商宁波分行与隆源公司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第四条担保条款中明确约定曙丰公司、施斌、邢凌对该授信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进口押汇业务属于该份《授信额度协议》的业务种类。二、包商宁波分行与曙丰公司、施斌、邢凌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的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担保人担保的主债权为2013年9月30日至2014年9月29日止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主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包商宁波分行与隆源公司签订《进口押汇总合同》的时间为2013年12月9日，属于上述担保人担保期间内签订的主合同。三、《授信额度协议》及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的时间系同一天，且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额本金为1200万元，这与授信额度的1200万相对应。曙丰公司、施斌、邢凌与包商宁波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本意是为了给《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做担保，而《进口押汇保证合同》作为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主合同，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范围。四、曙丰公司、施斌、邢凌对于涉案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对包商宁波分行明显不公平。若包商宁波分行只要求隆源公司偿还欠款，则根本不会与曙丰公司、施斌、邢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从银行与主借款人签订合同的惯例看，基本会根据主借款人找担保方另行签订担保合同为主合同提供担保。因此，存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况下，包商宁波分行却排除了相关担保人的保证责任，不管是哪家银行都不可能这么操作，唯一能解释的是涉案《进口押汇总合同》第三条担保条款发生了错误，系包商宁波分行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综上所述，在涉案授信业务只存在包商宁波分行与曙丰公司、施斌、邢凌的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外，而《进口押汇总合同》第三条担保条款却约定包商宁波分行与曙丰公司、施斌、邢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属于该《进口押汇总合同》的担保方式，显然是不合常理。一审法院不应以银行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简单的认定曙丰公司、施斌、邢凌不需要承担担保责任，而应结合实际的事实，了解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本意，作出综合的判断。因此，曙丰公司、施斌、邢凌仍应承担担保责任。

曙丰公司、施斌、邢凌未作答辩。

隆源公司未作陈述。

本院二审中，包商宁波分行、曙丰公司、施斌、邢凌、隆源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系包商宁波分行有关涉案《进口押汇总合同》第三条担保条款中的第3.2.1项中的[×]系其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所致，其并没有排除曙丰公司、施斌、邢凌对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是否成立，若其主张成立，是否可基于该主张要求曙丰公司、施斌、邢凌对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一、涉案《进口押汇总合同》由包商宁波分行与隆源公司之间签订，合同中的条款，系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结果，该合同中的相关担保条款，亦系通过人工特别操作形成，意思表示明确且没有歧义；二、涉案《进口押汇总合同》由包商宁波分行与隆源公司签订，其中有相应的保证金条款，且具体的进口押汇业务中，亦约定“在还清押汇款本息前，贵行对该业务项下单据和货物拥有所有权”，因此，相应的进口押汇并不必然应当存在他人对该合同的担保；三、包商宁波分行作为专业的信贷机构，对合同内容负有审慎的核查义务。《进口押汇总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12月9日，涉案《进口押汇申请书》签订于2014年6月16日，如果上述《进口押汇总合同》中担保条款系包商宁波分行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所致，其也应当通过审核及时发现，但包商宁波分行直至本案起诉时即2016年9月13日才主张《进口押汇总合同》的相关担保条款系其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所致，且要求曙丰公司、施斌、邢凌对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包商宁波分行未有充分证据能够推翻合同已经明确载明的内容，其主张《进口押汇总合同》第三条担保条款中的第3.2.1项中的[×]系其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所致，其没有排除曙丰公司、施斌、邢凌对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本院难以采信。

综上所述，包商宁波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889元，由上诉人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潘丹涛

审判员方资南

代理审判员李新荣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胡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