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审理查明：
一、王霞收受王某1给予钱款的事实
2007年，被告人王霞与时任中国光大银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行长助理的王某1相识。2009年七八月，王霞与王某1确定情人关系，双方约定各自办理离婚手续后结婚。王某1还把其银行卡交给王霞，将工资、奖金等收入转入该银行卡中供王霞使用。
2009年底至2010年初，王霞应王某1的请托，利用其担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综合部光大股权管理处主任、光大银行董事一职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分别向中共光大银行委员会书记、光大银行董事长唐某，中共光大银行委员会副书记、纪委书记林立请托，为王某1在职务晋升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期间，王霞收受王某1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89.5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2010年9月，王某1向朋友李某1借款120万元，汇入由王霞掌握的其名下的银行卡中。王霞应王某1的要求，将该款汇入王霞母亲李常英的账户后提取了现金。
2009年2月至2010年11月，光大银行济南分行下属支行在办理两笔业务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16.7亿元资金损失风险和案件风险（以下简称“齐鲁事件”）。2010年12月，公安机关调查相关案件时，“齐鲁事件”爆发，光大银行随即开展调查工作。时任中共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工作）的王某1面临被追究相关责任的风险。王某1遂向王霞请托向唐某、林立及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股份制银行部处长孙某说情，在“齐鲁事件”的处理中对其免于或从轻追责。王霞应王某1的请托，帮助王某1向上述人员说情，并将其参加相关会议得知的“齐鲁事件”的调查处理信息实时告知王某1。2012年1月，王某1因“齐鲁事件”受到通报批评，扣减绩效工资3万元的问责处理。
2011年8月，王某1向王霞转账汇款30万元；同年10月，王某1向王霞转账汇款40万元。
2011年和2012年，王某1先后两次起诉离婚，但均以撤诉告终。2012年9月，王某1向他人借款230万元，通过转账方式给予王霞。2012年10月，王霞与王某1结束情人关系。
二、王霞经王某1介绍，收受马某1给予钱款的事实
2005年7月，光大银行聘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年度审计工作。此后，光大银行每年都对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工作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经管理层、董事会审议后决定是否续聘。2007年，王霞作为汇金公司派驻的董事进驻光大银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宋某定期向董事汇报审计工作时与王霞相识。
2011年，王霞经王某1介绍，接受马某1的请托，向宋某打招呼，安排请托人马某1的亲属马小斌进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为此，收受马某1给予的钱款20万元。
2016年3月22日，被告人王霞被抓获归案。
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王霞的家属代为退缴案款209.5万元。
针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以下证据：
1.证人王某1的证言及其提交的申辩材料载明：2008年，王霞回太原老家，分行行长让其负责接待王霞，其与王霞就此相识。后其每次回京都会约王霞喝茶，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王霞父母。2009年清明节，其与王霞见面，王霞哭诉她丈夫欺负她，她要离婚。2009年夏天，其与王霞确定了情人关系。2009年冬天，王霞和她丈夫吵架后到太原找其，说要嫁给其，其和王霞约定各自离婚。2009年12月，王霞办理了离婚手续。王霞一直催其离婚，但其妻子赵某1精神状态不好，不能受强烈刺激，其没敢当面说这件事。后其在太原起诉离婚，赵某1没有去，就没有离成。王霞为其在北京找了律师又起诉离婚，赵某1到庭了，但突然昏了过去，这次离婚又不了了之。王霞看其一直没有离婚，认为其在骗她。2012年下半年，其和王霞分手。
2009年底，其跟王霞说总行要举行“公推”，即后备干部选拔，其知道王霞跟唐某、林立等人关系不错，让她在这些领导面前推荐其，王霞答应了。后王霞说她跟几位领导推荐过其了。其到任济南后发生了“齐鲁事件”，林立说要把其免职，银监会也说要严肃处理两任行长。其托王霞打探消息。王霞在参加有关追责的会议时给其发短信通报会议情况，让其根据领导的态度和讨论随时改变工作内容和方法。其还让王霞找银监会的孙某说情。其听说王霞在唐某面前也为其说过好话，说其刚到任不久，这次责任不能全怪其。最后其的处理结果是给予年终处分。如果没有王霞帮忙说情，打探消息，估计结果不会这样。
2009年底，王霞跟高某离婚，约定离婚前买下万柳的一套房子，落在王霞名下。王霞手头没有那么多钱，让其帮忙，其通过刘某的账户转给王霞不到200万元。钱是向王某2借的，刘某把银行卡送来，其把钱转给了王霞。2010年，其让李某1打给其120万元，其转给了王霞，王霞用这笔钱买了理财产品。其没有告诉王霞钱款的真实来源，只说是其三亚房子的卖房款。其在海南三亚确实有一套房子，在其妻子名下。其在太原也有一套别墅，2009年以32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赵某2。2012年，王霞说有一个理财产品回报率很高，其问王某2是否投资，王某2就给了其200万元，其把钱通过王某2司机李某2的账户转给了王霞，让她买理财。王霞说买理财还缺一点钱，其又给了王霞30万元。除了上述几笔钱，其还把名下的2张银行卡交给王霞，不定期地把工资、奖金转到卡里。
2011年，马某1说他姐姐的孩子留学回来，想在北京找工作，让其和王霞打招呼。其跟王霞说了此事，她答应先帮忙问问。过了一段时间，马某1问王霞什么时候来北京，他想问问他外甥工作的事情，其就帮他联系了王霞。王霞说在北京见面，马某1和他姐姐就去了北京。后马某1说他外甥的工作办成了，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其问了王霞，王霞说她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比较熟，就安排马某1的外甥参加了考试，后马某1的外甥就被录取了。马某1刚开始找其时说找工作要是需要钱打点关系尽管开口。后马某1说他给了王霞20万元作为感谢，还问其20万元行不行，其表示知道了。过了一段时间，王霞打电话说马某1不靠谱，用转账的方式给她转钱，她把钱给马某1退回去了。其给马某1打电话，马某1说他会亲自去跟王霞道歉。
2.证人唐某（时任中共光大银行委员会书记、董事长）的证言：2009年底，王霞向其汇报工作时说她的老乡王某1在太原分行当副行长，能力比较强，准备参加今年的“公推”，如果进入后备干部库，总行有什么机会能否优先考虑王某1。其表示总行选人用人是有程序的，一切得按程序来，先等他进了后备干部库再说。2010年初，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发生了一起票据诈骗案，称之为“齐鲁事件”。王霞说“齐鲁事件”主要是在前任行长任期内发生的，王某1是后来的行长，是否应当划清责任，其表示调查组会查清楚的。
3.证人林立（时任中共光大银行委员会副书记、纪委书记）的证言：王霞第一次跟其提到王某1时是说她到太原调研时发现一个干部叫王某1，在太原干得不错，对零售业务很有思路，建议其安排时间听他汇报工作。2010年，王霞第二次跟其提到王某1，说王某1已经进入光大银行的后备人才库，她向唐某推荐过王某1，希望其也可以支持一下。2010年发生的“齐鲁案件”牵扯到了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涉案金额20多亿元。总行党委和经营班子高度重视，银监会的意见是严肃处理责任人。王霞要求总行要向汇金公司派的专职董事做汇报，所以六位专职董事听过案件情况的汇报。在研究问责意见时，总行讨论过两种处理意见，一种意见是把前任行长王琳和现任行长王某1都免职，一种意见是只把前任行长王琳免职，因为案件主要是在王琳任上发生的，只有最后一笔诈骗是在王某1到任后发生的。经过讨论，总行决定把王琳免职，内部处理王某1。
4.证人孙某（银监会股份制银行部处长）的证言：“齐鲁事件”牵扯到了光大银行济南分行。济南分行行长王某1曾来银监会说明情况。银监会的态度是从严处理，把前任行长和现任行长都免职，但这个事件是交给光大银行内部处理的，银监会没有对该案出具相关处理意见的书面材料。其知道光大银行最后对前任行长王琳免职处理了，但对王某1怎么处分的就不知道了。在银监会的调查过程中，王霞曾对其表示王某1刚去济南不久，“齐鲁事件”主要发生在前任行长任期内，应当分清责任处理。王霞在光大银行的董事会上也提到王某1是后来的行长，责任小，应该区别考虑。
5.证人高某（被告人王霞前夫）的证言：2009年底，其和王霞离婚。离婚时，其和王霞打算再买一套房子，落在王霞的名下。王霞看上了万柳新新家园的一套房子，房款约五六百万元。其出了约400万元。当时王霞出差，她让其帮她交90万元定金，其没有那么多钱，王霞说她去借。其的账户就收到了从山西转来的100万元，其将90万元转给了房主。后其把100万元还给了那个山西的账户。
6.证人赵某1（王某1之妻）的证言：2009年或2010年，其感觉王某1有第三者了，但不知道是谁。王某1提过离婚，但每次都是通过短信或者邮寄一张协议书，他还起诉过两次，两次诉讼的传票其都没有收到，都是王某1通知其的，其说很忙，去不了，王某1也没有再劝其，只是说不去就算了。
7.证人李某1（王某1朋友）的证言：其不认识王霞，但是经常听王某1提到北京总行的王主任，应该就是王霞。2010年9月，王某1说光大银行总行王主任买房子着急用钱，向其借钱。其给王某1的账户转了120万元。王某1借钱时没有打借条，没有抵押，后来也没有还钱。
8.证人王某2（山西达康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2009年冬天，王某1说北京有个领导需要钱买房，向其借200万元，其没有答应。过了一段时间，王某1又催其，说那个领导买房子着急用钱，让其赶紧借他。其答应了。其朋友刘某想把她的钱存在其公司赚利息，其就跟刘某说其朋友要借200万元，让她直接把钱给王某1。刘某跟王某1并不认识。后其听刘某说她给王某1转钱时扣掉了一点利息，转了190多万元。其无意中听王某1提到那个领导姓王，也是山西人，好像是个女的，挺有能力的。王某1说两年之后还款，利息按银行贷款利息算。其跟王某1没有签过借款协议或借条。
2011年，王某1没有还钱，说上次买房子的领导有一个不错的理财项目，回报率能有12%到15%，他把之前的钱连本带息一起转到了理财项目里，一年之后会把本金和理财回报一起归还。其告诉了刘某，刘某同意了。2012年秋天，王某1又让其再给他200万元购买理财，到时会给其理财回报。其让人把200万元现金存到了司机李某2的银行卡里面，把银行卡给了王某1。其跟王某1没有签订理财协议，都是口头说的。此后王某1还是没有还钱，其替王某1还给刘某210万元。其的理财到期王某1也没有给钱。
9.证人刘某的证言：2009年，王某2说王某1想向其借200万元，利息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期限两年。其去了王某1的办公室，说是王某2让其拿钱给他的，把银行卡给了王某1。王某2说王某1需要200万元，但其的银行卡里不足200万元了，就约好不足的部分算作利息提前扣掉。其没有向王某1要过借条，王某2说这笔钱他作担保。到期后，王某1没有还钱，王某2说要把之前那笔钱转到一个理财项目里，回报率12%到15%，期限一年，到期后连本带息一起还给其。理财到期后，王某2还给其210万元现金。
10.证人李某2（曾任山西达康铸业有限公司司机）的证言：王某2曾让其用身份证办了一张建设银行卡，办好后其把银行卡给了王某2。
11.证人郭某（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六楼前台）的证言：其帮王某1办过存取款、交费、转账等业务。侦查人员向其出具的2011年10月24日王霞账户存入一笔40万元的存款凭证，凭证背面的字是其应王某1的要求写的。其不认识王霞。
12.证人张某1（临邑县青源集团董事长）的证言：王某1曾向其借30万元或50万元，其把王某1给其的账号给了公司财务徐某,让她找出纳张某2把钱转过去。两三个月后，王某1还钱了。
13.证人徐某（曾任临邑县青源集团财务）的证言：2012年下半年，张某1把王霞的账户给其，让其给王霞转30万元。其不认识王霞，其问张某1王霞是否是公司客户，张某1说不是，是借款。张总个人需要给人转钱时，一般都是用出纳张某2的卡进行转账。张某2做凭证时，钱款用途一般都是默认“还款”。
14.证人张某2（曾任临邑县青源集团出纳）的证言：2012年，财务科长徐某给了其一张纸，上面写着王霞的名字和银行账号，让其向这个账号汇款，凭证上写“还款”。
15.证人赵某2（山西普大煤业集团董事长）的证言：其通过光大银行业务经理吴斌在太原买过长岛国际小区的一套房子，后来得知这个房子是光大银行领导王某1的。其让公司的财务人员薛某代为办理的购房手续。
16.证人薛某（山西普大煤业集团财务）的证言：2009年，其老板赵某2说要买长岛国际的一套别墅，让其帮他把房款汇给卖家。其用个人账户向卖家王某1汇了320万元。
17.证人马某1的证言：其通过朋友认识了王某1。2010年或2011年，王某1向其介绍王霞是总行的董事，汇金公司的人，权力挺大。其便向王霞请托帮其外甥马小斌介绍工作。其问王霞办成此事需要多少钱，王霞说大概需要20万元。后其问过王某1，20万元少不少，王某1说差不多。过了一段时间，王霞打电话让其去北京一趟。王霞说她需要给人家钱，其就要了王霞的账号，让其姐姐给王霞汇了20万元。几个月后，王霞让其拿着20万元现金去北京找她，其去了王霞的办公室，把20万元现金交给她。后王霞带其去了光大银行营业部，从她的账户给其的账户转了20万元。
18.证人马某2（马某1之姐）的证言：2011年6月，其让马某1帮其儿子马小斌找工作。后马某1向其介绍王霞就是给马小斌安排工作的领导。其跟王霞说马小斌想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王霞说可以，但是需要20万元。次日上午，其向王霞的账户转了20万元。8月，马小斌参加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考试，9月正式入职。王霞没有把20万元退给其。
19.证人宋某（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证言：2005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开始负责光大银行的审计工作。2007年，光大银行重组，汇金公司派驻几位股权董事进驻光大银行，王霞是汇金公司的股权董事之一，其需要定期向股权董事汇报审计工作，就此跟王霞相识。2011年，王霞给其打电话推荐马小斌进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其说先让孩子参加考试看看。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新录用人员的程序是先向人事部门投简历报名，人事部门先根据简历看一下基本素质，如果素质可以的，就会通知笔试，笔试通过后面试，两轮面试通过的就可以录用了。2011年9月，马小斌入职。其公司是通过投标方式获得光大银行的业务约定书。按照公司治理程序和财政部要求，业务约定书是一年一签，每年光大银行的董事会和股东会都需要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合同进行审批和续签，所以虽然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中了标，但是光大银行的董事会和股东会也可以决定更换其公司。
20.光大银行监察保卫部出具的《关于推荐王某1为后备干部有关情况的说明》、2010年测评情况、分行考核情况、党委会纪要、干部任免审批表、《关于王某1任职的通知》、《关于王某1、王琳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关于提供有关材料的复函》，光大银行人力资源部出具的《工作联系函》证明：2010年度光大银行进行的高管人员后备干部推荐选拔工作于2010年1月开展推荐工作，于3月开展公布工作，王某1进入后备干部名单，此后陆续升任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行长。
21.光大银行监察保卫部出具的《齐鲁案件相关情况说明》、光大银行纪委会议纪要（2011）、《关于对王某1问责的决定》、《光大银行关于对大连分行客户资金被骗案件及济南分行柜台业务风险事件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提供有关材料的复函》等证明：“齐鲁事件”爆发于2010年12月6日，同月，光大银行济南分行向总行汇报了相关情况，总行成立小组开展排查工作。经总行党委、纪委研究，给予王某1通报批评的问责处理，并扣减绩效奖金3万元。
22.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转账凭条、存款凭条等证明：2009年11月27日至12月8日，王某1通过刘某账户及自己的账户向王霞转账共计189.5万元；2010年9月16日，李某1向王某1的账户转账120万元，后王某1的账户向李常英(王霞母亲)的账户转账120.8万元,王霞将该款存入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并用于购买理财；2011年8月23日，王某1向王霞账户转账30万元；2011年11月24日，郭某向王霞账户存款40万元；2012年9月16日，李某2账户向王霞账户转账200万元，王某1为代理人并签字；同月27日，张某2账户向王霞账户转账30万元。
23.北京市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出具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专用税收缴款书等证明：2009年11月27日，王霞购买海淀区万柳万泉新新家园房产一套。
24.中共光大银行委员会组织部出具的唐某、林立的任职经历表、工作联系函以及银监会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部出具的《在职证明》证明唐某、林立、孙某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25.光大银行计划财务部出具的《工作联系函》证明:2005年7月，光大银行聘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年度审计工作，每年对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工作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经管理层、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续聘。
26.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部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马小斌于2011年9月19日入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27.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个人业务凭证、光大银行电汇凭证、个人存取款凭条证明：2011年6月1日，马某2向王霞汇款20万元，2011年11月2日，王霞向马某1汇款20万元，同月9日，王霞自柜台存入20万元。
28.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部（以下简称中投公司纪检）提供的营业执照、全国企业信用公示、公司章程等书证证明：汇金公司系国有独资公司，接受国务院授权，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对国有商业银行等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29.中国共产党中投公司委员会组织部提供的《干部任免审批表》、中投公司纪检提供的《关于任小兵、王霞任职的通知》、《中国光大银行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会议纪要》、光大银行提供的《王霞任职情况介绍》、汇金公司出具的《关于光大金控、光大银行和光大实业董事会构成方案和董事人选情况的说明》等书证证明：2005年，王霞至汇金公司工作。2007年9月至2012年2月，王霞任汇金公司综合部光大股权管理处主任，2012年2月至2014年7月，任汇金公司银行机构管理二部副主任；其间2007年11月至2012年5月，任汇金公司派往光大银行董事。
30.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供的民事诉状、开庭笔录、谈话笔录、撤诉申请书等证明：2012年2月，王某1向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赵某1缺席审判。王某1当庭表示曾于2011年12月在太原起诉离婚，后撤诉。法庭告知王某1第二次起诉与第一次起诉相隔时间不满6个月，不予受理，王某1表示撤诉。
31.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等证明了本案的法律手续。
32.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关于查封王霞名下房产的情况说明及送达回证证明：在案扣押PATEKPHILIPPEGENEVE女士手表一支，钻戒一枚及光大银行卡（卡号×××）一张，并将该卡对应的银行账户予以冻结;在案查封海淀区万柳万泉新新家园27号楼6单元201房屋(房主王霞)一套。
3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到案经过、工作说明载明王霞被抓获到案的情况。
34.中共中投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王霞在组织调查中有关表现情况的函》证明：在与王霞谈话之前，公司纪委已掌握王霞与王某1有较大数额经济往来，王霞多次向王某1透露光大银行董事会信息，为王某1免受处理、职务升迁向光大银行有关领导打招呼以及曾和王某1商量安排王某1朋友亲属工作等问题线索。
35.户籍材料证明被告人王霞的身份情况。
36.被告人王霞的供述：2007年6月，其回太原过节，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行长安排了副行长王某1接待其，其与王某1就此相识。此后，王某1时常去看望其父母，来北京找其喝茶聊天。2009年8月，其与王某1约会，王某1向其表白，其与王某1确定了情人关系。其与丈夫分居了，王某1也说他会离婚。2009年，王某1说他妻子赵某1同意离婚，但此后王某1又说赵某1反悔了，离婚的事只能搁置。
2009年下半年，王某1说想参加总行的公推，就是公开推选一些人进入后备人才池子，总行用人的时候就从池子里选。其问是否需要其和老唐说说，王某1说行。其向唐某汇报工作时说王某1是其的山西老乡，各方面都不错，如果有机会能否优先考虑一下。唐总说要按程序来。王某1让其再跟其他人说说，其就跟总行的林立说了，林立也说要按程序来。期间王某1给了其200万元，因为当时其跟高某准备离婚，约定再买一套房子落在其的名下。其在万柳看好一套房子，总价600万元，高某出400万元，还差200万元。王某1说他把太原的别墅卖掉，可以帮其出200万元。其怕高某知道王某1，就说向山西一个煤老板借了200万元，等其贷了款再还钱。高某怕承担共同债务，就让其把借的房款打进他的账户，等贷款下来他再还，其就让王某1把100万元转到高某的账户。王某1是通过刘某的账户转的，王某1还通过这个账户给其转了80万元。其买房后办理了贷款，就让高某把100万元转回刘某的账户，当天王某1又把100万元转给了其。其当时想过王某1给其钱是因为其在领导面前推荐他，他想让其帮他升职，但王某1否认，说就是想跟其结婚，其就放松了警惕。2010年四五月，王某1说他被分到济南分行任行长。
王某1刚去济南就任不久，给其打电话说济南分行因为票据诈骗损失了很多钱，银监会要追责，让其跟唐某说说，别把他免职。其便去找了唐某，表示王某1是后来的行长，“齐鲁事件”主要发生在前任行长任职期间，责任应该划分清楚。唐某说要看调查组的调查结果。王某1让其再跟其他人说说，其又跟林立说了要分清责任，林立也说要等调查结果出来。王某1又让其去找银监会的孙某，其也去跟孙某表示这事主要是前任行长任期内发生的，要划分清楚责任。孙某也说要等调查结果出来。开会时其也帮王某1说话，说要划清责任，董事会听取案件汇报时，其也第一时间把会议消息传递给王某1。后来此事的处理结果只是给了王某1一个处分，没有免职。2010年8月，王某1给了其120万元，说是卖海南房子的第一笔钱，给其女儿出国留学用。他让其把钱转到其母亲李常英的账户里，说直接转到其的卡上不安全。
2011年11月，王某1在太原起诉离婚，但最后撤诉了。2012年4月，其让王某1在北京起诉离婚，最后他又撤诉了。其就知道王某1是在骗其，不会离婚，他就是想利用其的职位帮他升职，保住行长的位置。2011年后其就不再搭理王某1，开始跟别人相亲。王某1不断求其，其又和他断断续续交往了一段时间。2012年其彻底知道王某1是在利用其，不可能跟其结婚。2012年9月，其和王某1分手，王某1给了其200万元，说是卖海南房子的尾款，作为其和女儿的生活费。其想其帮了他这么大忙，没有其哪有他的今天，就说200万元不够，让他再给点，王某1又给了30万元。除了上述几笔大钱外，王某1还给过其他名下的2张银行卡，把他平时的工资和奖金零零散散地转给其。
2011年夏天，王某1说他朋友张总亲戚的儿子大学毕业，想在北京找工作，能否安排一下。其说能进宏源证券，因为其是宏源证券的董事。其让王某1把简历发给其，其把简历给了宏源证券的高涛或胡强，说是其的远方亲戚，希望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这个男孩。8月23日，王某1向其的光大银行账户转了30万元，说是张总给的现金，出了事他扛着，其把钱用于购买理财。之后没过两个月，王某1说让其帮忙为张总的女儿在北京找工作，最好能解决北京户口。其说解决户口只能进光大银行，就让王某1把简历发给其，其找了光大银行的邱火发行长，说是亲戚的孩子，看能否进光大银行，最好能解决北京户口。邱行长说他去找人力资源部说说。10月24日，王某1往其的光大银行账户里存了40万元，说是张总的感谢费，其把钱用于购买理财。
2010年七八月，王某1向其介绍马某1。王某1说马某1的外甥准备回国，让其帮忙找工作。马某1说他外甥想进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其说认识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宋某，让他把简历发给其。其跟宋某说了此事，宋某说可以，让人先考试。后马某1的外甥入了职。办事期间，王某1说不能白安排工作，要让马某1给钱，之后马某1就提出要给其钱，让其打点关系。他转账给的钱，不是20万元就是30万元。过了半个月或一个月，其跟王某1闹矛盾，因为马某1是王某1的朋友，其有点害怕，就把马某1叫到办公室，说他之前打的钱不安全，银行有痕迹。马某1说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是担心转账痕迹，早就把现金准备好了。其带着马某1去光大银行，给马某1的账户转了20万元，马某1把20万元现金给了其。其把现金拿回家，一个礼拜后把钱存到卡里。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言词证据中相互印证的部分及其他证据均予以确认。
辩护人向法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
1.王某1所写的保证书一份，内容为王某1保证尽快和赵某1离婚，娶王霞为妻，保证书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6日，据以证明在公诉机关的指控期间，王霞与王某1具有情人关系。
2.案款收据两份证明：被告人王霞的家属代为退缴案款209.5万元。
对辩护人出具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核属实，予以确认。
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针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认定王霞收受王某1给予的钱款是受贿款还是情人间赠予款的认定标准问题
第一，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王某1、赵某1、李某1等人的证言及王某1起诉离婚的相关书证证明2009年七八月至2012年10月，王霞与王某1存在情人关系，二人还约定各自离婚后与对方结婚。现有证据显示，王霞于2009年底与丈夫离婚，在王霞的催促下，王某1于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两次起诉离婚，虽王某1两次起诉离婚均以撤诉告终，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王霞与王某1在起诉书指控期间存在情人关系，且王霞主观上具有与王某1组建家庭的意图。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王某1的证言及银行账目交易明细证明王霞与王某1存在情人关系期间，王某1将其银行卡交由王霞使用，并在该段时间将自己的工资、奖金转入该卡中供王霞花销。上述事实证明：王霞与王某1存在情人关系，且王霞存在基于该情人关系收受王某1钱款的可能性。
第二，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王某1、唐某、林立等人的证言及王某1的职务晋升材料等书证证明在王霞与王某1存在情人关系期间，王霞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请托，为王某1在职务晋升等事项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在该段时间内收受王某1给予的大额钱款。上述事实证明：王霞与王某1存在情人关系期间，王霞亦存在基于受贿故意通过为王某1谋取不正当利益后，收受王某1钱款的可能性。
第三，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王某1向王霞谎称给予王霞的数笔大额钱款均系其的卖房款，王霞对于上述钱款系王某1向他人的借款并不明知。证人薛某、赵某2的证言及银行账目交易明细证明王某1名下的确有一套位于山西的房屋，并以320万元的价格于2009年出售。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王霞对于涉案钱款的真实来源并不知情，且王某1名下确有房屋可以出售，王某1给予王霞的数笔大额钱款应在王某1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内，故凭借涉案钱款大部分系王某1向他人的借款无法推定王霞能够认识到收受财物行为与谋利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即无法推定出王霞收受王某1钱款是基于受贿故意而非感情因素。
第四，被告人王霞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明王霞对于王某1给其数笔大额钱款与其的职位、职权及其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某1谋利具有一定关系是有所认识的，但王霞的上述供述亦均提及其收受王某1给予的钱款时也夹杂着二人的感情纠葛。公诉机关当庭亦认可本案始终交织着个人感情和权钱交易。故根据被告人王霞关于其收受王某1财物既有感情因素也有权钱交易因素的供述，无法准确判断王霞所收受的每一笔大额钱款时主要是基于感情因素还是权钱交易因素。
综上，在案证据证明在王霞与王某1存在情人关系期间，王霞同时具有基于二人感情因素收受王某1钱款及基于受贿故意收受王某1钱款的可能性。因此，判断王霞是基于何种原因收受王某1给予的钱款，即认定王霞收受王某1给予的钱款为受贿款还是情人之间的赠予款应同时考虑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王霞是否实施了谋利行为和受财行为；其二，谋利行为和受财行为是否具有较为明显的对应性。如果王霞收受王某1给予钱款的同时伴随着相应的请托事项和谋利行为，二者的联系紧密且明显，可以认定此时王霞收受王某1钱款的主要目的是受贿；反之，如果王霞收受王某1给予的钱款时并未有明确的谋利事项与之相对应，因王霞具有感情因素而收受王某1钱款的可能性，故无法认定王霞是基于或主要基于受贿故意而收受的该笔钱款，即无法认定该笔钱款是受贿款。
2.对于王霞数次收受王某1钱款之刑法评价问题
第一，被告人王霞于2009年11月和12月收受王某1给予的共计189.5万元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首先，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王某1、唐某、林立、高某等人的证言及光大银行监察保卫部出具的《关于推荐王某1为后备干部有关情况的说明》、党委会纪要、干部任免审批表、银行账目交易明细等证据证明2009年底，应王某1的请托，王霞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向唐某、林立提出请托，为王某1在人事提拔任用过程中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谋取利益。后王某1进入后备干部名单，并升任光大银行济南分行行长。在同一时间，2009年11月和12月，王霞收受王某1给予的钱款189.5万元。该起事实中，同时存在了谋利行为和受财行为，且二者在时间上具有较强的对应性。其次，王霞作为一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对于在其应王某1的请托为王某1谋利和同一时间内王某1给予其大笔钱款是否具有一定联系应当有所认识，且其的当庭供述亦表示在其应王某1的请托，向相关领导打招呼的敏感时期，不应当收受王某1给予的钱款，证明其主观上已经认识到了该笔钱款是对其谋利行为的报酬。故王霞实施的上述行为已满足了前文所述的认定标准，应当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对于辩护人所提王霞收受189.5万元不构成受贿罪之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本院亦注意到在该段时间，王霞已与王某1建立情人关系，并与丈夫离婚，且其收受该笔钱款的原因亦是为离婚购房所用。与一般的权钱交易相比较，该起事实中，王霞的主观故意虽仍是受贿，但不可否认，其中亦掺杂了部分感情因素，主观恶性相对较轻，故本院在量刑时会酌予考虑。
第二，被告人王霞于2010年9月收受王某1给予120万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王某1的证言及银行账目交易明细证明2010年9月，王霞收受王某1给予120万元的期间，王某1并未向王霞提出任何请托，王霞亦未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某1谋取利益。被告人王霞在侦查阶段关于其收受王某1该笔钱款是因为王某1儿子出国，王某1亦要为自己女儿出国预留费用的供述与证人王某1的证言相印证，存在一定合理性。故在王霞仅实施了收受王某1财物，而未为王某1谋取利益，且无法排除王霞收受该笔钱款系二人商议日后供王霞女儿出国留学所用之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构成受贿罪。故公诉机关指控王霞受贿120万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辩护人所提该项事实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第三，被告人王霞于2011年8月和10月收受王某1给予的共计70万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王某1、唐某、林立、孙某等人的证言及相关书证证明2010年12月，公安机关调查相关案件时，“齐鲁事件”爆发。王某1向王霞请托向相关领导说情免于或从轻追责，王霞遂应王某1的请托，帮助王某1向上述人员说情，并将其参加光大银行董事会得知的“齐鲁事件”的相关调查信息实时告知王某1。2012年1月，王某1因“齐鲁事件”受到通报批评，扣减绩效工资3万元的问责处理。在此期间，王霞于2011年8月收受王某1给予的30万元，于2011年10月收受王某1给予的40万元。该起事实中，谋利事项和受财行为时间上具有一定重合性，但在案证据证明王霞主观上并不认为上述70万元是其帮助王某1在“齐鲁事件”中被从轻追责之谋利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即王霞缺乏收受王某1行贿款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亦缺乏二者存在对应性的证据。王霞在侦查阶段的数次供述均称其应王某1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王某1朋友的孩子入职宏源证券和光大银行，为此收受王某1转交的王某1朋友给予的好处费30万元和40万元。王某1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对王霞所提的情况予以否认，但亦未提及其给王霞70万元与王霞帮其就“齐鲁事件”免于组织追责之间存在关联。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王霞主观上明知上述70万元系其帮助王某1逃避组织追责而收受的不正当报酬，客观上亦缺乏谋利行为与受财行为的对应性，且亦无法充分排除该笔钱款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违纪事项之合理怀疑。故公诉机关指控王霞收受王某1的行贿款70万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辩护人所提王霞收受上述70万元不构成受贿罪之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第四，被告人王霞于2012年9月收受王某1给予的230万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王某1的证言及银行账目交易明细证明2012年9月，王霞收受王某1给予230万元时，王某1并未向王霞提出任何请托，王霞亦未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某1谋取利益。被告人王霞在侦查阶段关于其收受王某1该笔钱款是因为二人即将分手，王某1给予其的分手费存在一定合理性。本院亦注意到王霞在侦查阶段提及在二人交往期间，其利用职务便利为王某1谋取了诸多利益，收受230万元是应当的之有罪供述，但如前所述，在案没有证据证明王霞是在该受贿故意，而非收受分手费的主观意图下收受的钱款。故在王霞仅实施了收受王某1财物，而未为王某1谋取利益，且无法排除王霞收受该笔钱款系二人分手费用之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构成受贿罪。故公诉机关指控王霞受贿230万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辩护人所提该项事实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3.对于王霞收受马某1钱款之刑法评价问题
在案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王某1、马某1、马某2、宋某的证言及相关马小斌入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书证证明被告人王霞经王某1介绍认识了请托人马某1，王霞应马某1提出的帮助马小斌进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请托，向与光大银行具有业务合作关系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宋某提出安排马小斌进入该所工作的要求。宋某向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打过招呼后，马小斌进入该所工作，为此，王霞收受马某1给予的钱款20万元。本院认为，权钱交易是受贿罪的本质特征。行为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的，不构成受贿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在案证据证明王霞既不具有主管、负责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人员招录工作的职权，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宋某亦没有职务上的制约、隶属关系，且宋某亦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在案被告人王霞的供述、证人宋某的证言及光大银行计划财务部出具的《工作联系函》证明王霞作为光大银行董事，对与光大银行存在合作关系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一定的制约，但该种制约应认定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业务制约关系，并非刑法意义上的隶属、制约关系。故王霞向宋某请托为他人安排工作，属于利用业务上具有制约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未满足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受贿罪。故公诉机关指控王霞受贿20万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辩护人所提王霞不具有职务便利，不构成受贿罪之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