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魏法律制度

（一）魏《新律》的改进之处

1.篇目的增加。把律典做出了体系化的编纂，将刑事条款尽入于律，作为正典，由原来《九章律》的九篇增加为十八篇。

2.体例上的调整。把《具律》更名为《刑名》并列于律首。

3.内容上的调整。“八议”入律。

（二）法律形式的扩展

1.令的发展与变化

“律令分修”，即律和令在调整的对象和方式上开始出现了分化。令实际是律的形式补充。魏时律令区分仍不明确，至晋始明确区分律令。有所谓“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的说法。律为固定性规范（主要是刑事法律），令是暂时性制度（主要规定国家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处罚。

2.以格代科

随着魏国的强大，以律与令作为主要的法律形式，以格代科并回归以律为主的法律形式。晋朝后，法律形式日益丰富。

3.式的体例开始完备

出现了《大统式》那样系统的法典。

（三）法律内容的完善

1.刑罚制度的完善

魏《新律》将法定刑分为死、髡、完、作、赎、罚金、杂抵罪等数种。并减轻某些刑罚，如废除投书弃市，限制从坐范围，禁诬告和私自复仇等。

2.缘坐范围的变化

缘坐指一人犯罪而株连亲属，使之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从坐”“随坐”。秦汉以来有此类规定。尤其妇女因父亲犯族刑，要从坐受戮；而夫家犯族刑亦须“随姓之戮”,使妇女“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直至曹魏高贵乡公时才有改革。《新律》颁布后，又据程咸上议，修改律令，规定：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开缘坐不及出嫁女之先例。后世多循此制。《新律》对缘坐范围也有缩小，律定：“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

3.“八议”入律

“八议”是指对八类权贵人物，在他们犯罪以后在刑罚适用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专断。这八类人是：“亲”(皇帝宗室亲戚)、“故”(皇帝故旧)、“贤”(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大才能者)、“功”(对国家有大功勋者)、“贵”(有一定级别的官爵者)、“勤”(为国家服务卓著有大勤劳者)、“宾”(前朝皇帝及后裔)。

4.九品中正制与任官考绩制度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定的。规定郡设小中正官，州设大中正官，中正官的职责是依照家世、才能、德行将辖区内的士人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由小中正将品评结果申报大中正，再经大中正申报司徒，最后由中央按品第高下任官。

（四）司法制度

1.司法机构

曹魏承汉制，保留三公曹、二千石曹，又增设比部郎，“以司刑狱”。地方司法机构仍沿汉代旧制，司法权由县令、郡太守、州刺史掌领。

2.审判制度

（1）死刑复核制度形成：死刑决定权唯归皇帝。

（2）上诉制度变化：为简化诉讼，防止讼事拖延，改汉代上诉之制，特别规定：“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

（3）加强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县令审判权受到限制，凡重囚，县审判后须报郡，由郡守派督邮案验。

（4）妇女犯罪行刑上享有特殊规定：魏明帝时，为免对女犯用刑使身体裸露，改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罚金代之。

3.监察制度

这一时期，中央监察机关仍为御史台，但已从少府独立出来，成为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监察机关。长官仍为御史中丞，职权广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自曹魏以后，地方不设监察机关，由中央派御史监察，形成御史出巡制度。御史甚至可“风闻言事”,对各级官吏进行弹奏。但御史中丞失纠则要免官。

二、晋朝法律制度

（一）两晋的立法

曹魏末年，晋王司马昭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以汉、魏律为基础，修定律令。历时四年，至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三年(267年)完成。次年颁行全国。史称《晋律》或《泰始律》。该律又经张斐、杜预作注释，为晋武帝首肯“诏班天下”,与律文同具法律效力，故《晋律》又称“张杜律”,开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律疏并行之先河。

（二）《晋律》

1.在篇数上，共有二十篇，计：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系讯、捕律、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诸侯。

2.在体例上，将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两篇。

3.有注释存在，故又称为“张杜律”。

4.在内容上，“准五服以制罪”入律。指亲属间的犯罪，据五等丧服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尊长杀伤卑幼，关系愈近则定罪愈轻，反之加重。但有些犯罪，如卑幼盗窃尊长财物，则恰恰相反。

（三）法律形式的扩展

晋朝开始明确区分律令，律为固定之规范(主要是刑事法律),令是一时之制度(主要规定国家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处刑。

晋朝法律形式有律、令、故事三种。东晋咸康二年(336年)的壬辰之科,其科字含义指汉故事之谓，仅为一种代称而非法律形式。南朝时，作为法规的科再现，而其内容则与前不同。“梁易(晋)故事为梁科三十卷。”

（四）法律内容的发展

1.刑罚制度

（1）晋律定刑为五种：死、髡、赎、杂抵罪和罚金。

（2）“准五服以制罪”入律

（3）官当应运而生：因犯罪者(及其一定亲等关系的亲属)的官职爵位而依法律规定减免刑罚。

2.行政制度

（1）任官的规定：晋制明令规定：“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

（2）中央监察机关长官仍为御史中丞(北魏称御史中尉，南朝叫南司),至东晋废司隶校尉，分其行政权归扬州刺史(京师在扬州),分其监察权归御史台。

3.民事制度

（1）颁布“占田令”或“均田令”以确认土地等级占有制。

（2）施行租调法令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

（3）士庶、良贱不婚。

（4）唯嫡子有继承权。

（5）增加有关买卖、借贷的法律规范——红契。

4.司法制度

（1）晋初以三公尚书“掌刑狱”,晋武帝太康年间以吏部尚书兼领刑狱，废三公尚书。

（2）直诉，即不依诉讼等级直接诉于皇帝或钦差大臣，是诉讼中的特别上诉程序。

三、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一）南朝立法

1.南朝的立法

刘宋朝五十多年未立新制，萧齐朝仅于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年)由王植之、宋躬据《晋律》张斐、杜预二人注，抄撰同异，旨在统一二注，成律文二十卷，史称《永明律》,共一千五百三十二条，终因意见不一，“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梁武帝萧衍代齐，于天监元年(502年)诏蔡法度、沈约等人依《永明律》修订《梁律》,次年成二十篇，共二千五百二十九条。但与《晋律》相比，篇目次第依旧，仅名称有所改易，作了些删削词句统一注释的工作，未超出《晋律》范围。同时，还颁有《梁令》《梁科》各三十卷。梁季丧乱，陈霸先废梁敬帝萧方智，自立为帝。认为《梁律》“纲目滋繁”“宪章遗紊”,诏尚书删定郎范泉等修订律令，撰成《陈律》、令、科各三十卷，皆早失传。

2.法律内容发展

（1）缘坐范围的变化：《梁律》进一步缩小缘坐范围。

（2）减死从流

（3）官当的出现：继用晋律的梁，在官身犯，只处罚金,《陈律》则正式使用“官当”一词，规定品官犯罪判五年、四年徒刑的，准用官职抵二年刑，余刑居作外，属公罪过误，可处罚金；判二年徒刑的，可用赎刑。及至隋、唐律中，“官当”制日臻完备，至明、清始为加强官吏控制而被取消。

（4）不孝罪与不敬罪、不道罪：南梁律则规定：“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赀财没官。”

（5）重婚姻门第：在婚姻方面特别重视门第家世，为不使家族系统被外族冒认，续有家谱，由官府掌握。高门世族孩子一出生就有官职。士庶良贱通婚，被视为“失类”,受讥评或弹奏和法律制裁。

3.司法制度

（1）司法机构的变化

这一时期司法制度基本承用汉制，但有变化。南朝宋“始置都官尚书，掌京师非违得失事，兼掌刑狱”；地方仍沿汉代旧制，审判权由县令、郡太守、州刺史掌领。南朝时重视京畿地区司法职能，赋予其与中央同等权力。如梁在建康设有与廷尉属官相同的正、监、平三官。并以廷尉寺、建康县为两大司法机构，称“廷尉寺为北狱，建康县为南狱，并置正、监、平”。

（2）皇帝与武臣断案

南朝宋武帝也常“折疑狱”,“录囚徒”。

由于战事频繁，地方长官可以“军法从事”为借口擅杀部属平民，而不受通常司法约束。南朝宋曾限定军官“非临军战阵，一不得专杀”,违者以杀人论；陈时也有“将帅职司军人犯法，自依常科”的规定，但多流于形式。

（3）限制诉讼权利

秦汉时许未决犯告发犯罪，秦律有“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为隶臣”的规定。晋律定：“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

（4）刑讯用测立法

《梁律》首定测罚之制。凡在押人犯，不招供者均施以“测罚”之刑。《陈律》在此基础上创立“测立”之制,此方法入隋而止。

（5）死刑复核制度的延续

南朝曾规定：“其罪甚重辟者，皆如旧先上。”

（6）妇女犯罪行刑上享有特殊规定

据《隋书·刑法志》载，《梁律》扩大对女子用刑的限制，规定：“女人当鞭杖罚者，皆半之。”“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

（7）加强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

秦汉时郡县有权判决死刑，至曹魏、晋代，县令审判权受到限制，凡重囚，县审判后须报郡，由郡守派督邮案验。南朝宋改为将案卷及人犯一并送郡，由郡太守复审后方可执行。如郡太守不能决，再送州刺史，州刺史不能决，上交中央廷尉。

四、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一）北朝立法

《北魏律》的颁行，一改魏初“礼俗淳朴，刑禁疏简”“临时决遣”的状况。出现了格与式两种法律形式：东魏的《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

公元550年，东魏权臣高洋自立为帝，改东魏为北齐。初沿用《麟趾格》,至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在封述等人主持下，以《北魏律》为蓝本，校正古今，锐意创新，省并篇名，务存清约，制定《北齐律》十二篇，共九百四十九条，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

（二）法典结构变化

《北魏律》共二十篇，篇目可考者有刑名、法例、卫宫、违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十五篇。其中《捕亡律》似是《晋律》中《捕律》和《毁亡律》的合并，并从《晋律》的《系讯律》中分出《斗律》。

《北齐律》进一步改革体例，省并篇目确定为十二篇。将《刑名》《法例》合为一篇，称《名例》,冠于律首增强了法典结构上的科学性。改《宫卫》为《禁卫律》,将原来宫廷警卫扩及关禁。增加《违制律》,完善吏制的法律规定，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三）法律形式的变化

1. 以格代科

北魏以格代科。首先，此时修订律令的立法活动已停或不了了之，律已成虚设之文，格则作为主法 而常有检修更定。其次，这一时期的格以尚书省诸曹名为篇目，开创了新的体例。

2. 回归以律为主

至武帝即位，河清三年(564年)成《齐律》,以格代律局面衰止，格 复退回副法地位，在律无正条情况下暂作定刑依据。

3.式的出现

西魏文帝时编订《大统式》,成为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四种基本法律形式之一 “式”的先声。

（四）法律内容的发展

1.刑罚制度的完善与五刑体例的形成

《北魏律》定刑为六，计：死、流、宫、徒、鞭、杖。《北齐律》承其后，最 终确立死、流、徒、鞭、杖五刑，为隋唐以后死、流、徒、杖、笞的刑罚体系奠 定了基础。

2.废除宫刑

 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 天统五年(569年)亦诏令：“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从此宫刑不复作为一 种法定刑。

3.缘坐范围的扩大

《北魏律》缘坐范围广泛，至孝文帝时方有缩小。延兴四年(474年)下诏： “自非大逆干犯者，皆止其身。”然而法律上尽管有缩小的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往 往有扩大的趋势。

4.定流刑为减死之刑

北魏、北齐均据“降死从流”的原则，将流刑列为法定刑，作为死与徒的中 间刑，从而填补了自汉文帝改革刑罚以来死、徒二刑间的空白，为隋唐时期刑罚 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北周律又分流刑为五等，计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千五 百里、四千里、四千五百里。隋唐因之。如沈家本言：“开皇元年定律，流为五刑 之一，实因于魏周，自唐以下，历代相沿莫之改也。”

5. “重罪十条”

为加强镇压危害皇权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的行为，“重罪十条”自北齐始 正式入律。此“重罪十条”即后世法典中之“十恶”。即将直接危害朝廷根本利益 的最严重的十种犯罪置于律首。这十条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 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 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6. 存留养亲的出现

亦称留养，指犯人直系尊亲属年老应侍而家无成丁，死罪非十恶，允许上 请，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将人犯留下以照料老人，老人去世后再实际 执行。

7.官当的适用

《北魏律 ·法例》规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每等抵三年徒刑。官品 从第五品起一阶当刑二年；免官者，三年后照原官阶降一级叙用。

8. 任官考绩制度

北魏孝明帝时，武人退役争相为官，吏部尚书崔亮创制《停年格》,规定以停 解日月为断，依年资深浅而定选用的顺序。

9. 禁止高利贷

有关借贷，官府常以强力助放贷者收回本利。③贪官污吏往往与富户勾结，催 逼无力纳赋税者借高利贷，北魏文成帝时(461年)针对此弊曾下诏令禁止。

（五）司法制度

1.中央审判机关廷尉改称大理寺

北周称秋官大司寇。北齐改廷尉为大理，并扩建其机构为大理寺，设卿、少  卿、丞各一人为主官，其下设正、监、评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椽二十四人， 司直、明法各十人。

2.刑部的前身——殿中尚书、都官尚书

北齐以尚书省六尚书分统列曹，其中殿中尚书统三公曹，“掌五时读时令，诸  曹囚帐、断罪、赦日建金鸡等事”。都官尚书统比部曹，“掌诏书律令勾检等  事”。中央机构兼领司法事务，为隋唐司法机构和中央三省制的确立提供了雏形。

3.皇帝断案

北周武帝常“听讼于正武殿，自旦及夜，继之以烛”。

4.限制诉权与上诉制度变化

《北魏律》规定：“诸告事不实，以其罪罪之。”北齐文宣帝时禁囚犯告  诉。制定《案劾格》规定：“负罪不得告人事。”唐律亦承之。《北魏律》规定： “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  治之。”

5.死刑复核制度的延续

《北魏律》规定：“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当死者，部案奏 闻”。又：“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从而使死刑决定权唯 归皇帝，一方面是慎刑，另一方面也是控制。

6.妇女行刑上享有特殊规定

《北魏律》进一步明确：“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这其中有礼教因 素，但也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结果。